另外，任正非認為，實體清單對美國的損害真真實實比華為大，實體清單應該要取消掉，不應該保留。但他也認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華為做好了長期不取消的準備。

以下為采訪紀要：

任總接受美聯社采訪紀要

2019年8月20日

Joe McDonald，美聯社駐中國記者：非常高興任先生今天與我們見面，知道您非常忙，很高興能給這個時間交流。

任正非：我也非常高興你們來拜訪我，因為有機會通過你們給更多人說說我們的情況。

1、Joe McDonald：昨天晚上在華盛頓，美國政府決定把購買美國產品的“臨時許可”再延遲90天，您對這個事情的反應怎么樣？這個“90天”會給華為帶來什么不同？實體清單所涉及的美國產品及部件，華為多大程度上還需要它們？

任正非：這也是個好事，雙方都應冷靜想想。第一，美方要更多考慮，對華為的實體清單制裁，到底是華為損失很大，還是美國公司損失很大？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還要保留這樣的實體清單？我自始至終支持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能做到優質配置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全球化經過幾十年努力，是來之不易的。產生一種新的市場分裂對美國不利，畢竟美國是目前全球化高科技能力最強的國家，也是全球化高科技市場格局里既得利益最大的國家。

第二，至于“臨時許可”延長或不延長，對華為公司沒有太大影響了。從5G到核心網一系列產品，我們完全可以不依賴美國就能生存很好。昨天大家也看到了這些不依賴美國器件的全套產品，修改設計后的電路板需要短時間的切換磨合，磨合完成以后，產能就會大幅度提升。

實體清單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終端，因為安卓軟件在世界上已經有幾十億用戶在用，現在限制華為終端用谷歌軟件，無關國家安全。如果美國還是確定禁止華為使用，我們可能也有備份措施會做出來。畢竟谷歌是非常優秀的公司，我們和谷歌有真誠合作的協議，我們希望繼續使用谷歌產品。我們繼續用谷歌，其實是撐大了美國技術在全世界的應用范圍。

如果谷歌的安卓、微軟的Windows不能給我們授權，可能會出現替代它們的第三種系統，沒有人能肯定第三種系統一定不會勝利，這種情況的發生反而是對美國最有威脅的。

對我們而言，過去幾個月已經證明實體清單不可能讓華為死掉，華為公司肯定能繼續活下來，而且越活越好。這種情況下，實體清單的目的是不是就達到了？有可能達不到，達不到的后果是中國和其他國家誕生替代產品，替代產品所覆蓋的市場，美國產品就進不來了，美國廠家的市場規模會縮小，對它的財務質量會有削弱。我們并不希望挑起對抗，我們還是希望繼續購買美國零部件，盡管我們自己能夠量產零部件，但我們可以減少生產，大量購買美國零部件，共同為人類繁榮服務。

2、Joe McDonald：今年您見了很多外國記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長時間不見記者的。今年您如此頻繁跟記者交流，是為了在目前美國對華為施壓的情況下修復華為的聲譽并提升華為的運營環境嗎？您的這些努力有沒有見效？華為的運營環境是否得到了提升？聲譽有沒有得到修復？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較正確。我在危難時期要挺身而出，為華為公司正確地做一些宣傳。在5月份美國實體清單出來以后，絕大多數媒體和一部分公司認為華為死定了；另外有一種輿論，認為華為還能活三個月，把庫存的物資生產完，也該死了；隨著我與媒體見面增多，媒體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任正非在唱“空城計”。半年來大約兩千多名記者到訪華為公司，實際看了我們的現實情況后，才了解華為在真實地活著，活著的效率還變高了。媒體報道從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時間變成深灰色，最近變為了淺灰色，說明還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個人與媒體溝通，不讓媒體來看看實際狀況，可信度還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去年12月份您女兒在加拿大被捕，今年華為和美國貿易關系緊張，美國又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這個階段是不是華為最大的危機？還是說歷史上有其他類似的危機？

任正非：其實這三十年來華為公司危機不斷，不是這個危機，就是那個危機，有些危機甚至嚴重到危及企業的生命。所以，美國這次危機對我們打擊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過去我們既沒有人才，也沒有技術，也沒有資金和市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時的危機可能比今天還要大。現在這個危機，畢竟我們已經具有一定規模和能力，我們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沒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您剛才提到，有些人認為華為或者5G技術可能構成安全威脅。我想問華為現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來計劃做什么，來應對或解決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政府的擔心，證明技術是安全的，不會構成安全威脅，從而能夠打入全球的5G市場？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美國和澳大利亞沒有想明白5G只是一個先進工具。對它的安全擔憂前，那么最好不要購買華為的5G和相關產品，等待全世界實驗證明是否安全再購買，不用這么焦心。我個人認為，5G只是一個工具，是將來支撐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沒有安全問題。第二，工具將來的數據匯聚在核心網，核心網掌握在主權國家的運營商手里，這些運營商在主權國家地盤上經營，受主權國家法律管轄，法律有權力管理它的數據，沒有什么根本的安全問題。

我們自認為沒有安全問題，也還在這方面做努力。華為是從一個小公司發展過來的，軟件沒有那么科學，希望在下一步軟件的科學性上做出更多努力，當然包括網絡安全、GDPR隱私保護……，在全網中能夠得到貫徹。

5、Joe McDonald：我們很關注華為技術的未來走向。您認為現在還未發展起來的最重要的新興技術是什么？華為將在哪些技術領域進行重點投入？

任正非：未來的新興技術應該是智能計算，從智能計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個支撐平臺，支撐人工智能實現低時延、高帶寬的一個平臺，它只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結果。

6、Joe McDonald：面對美國的壓力，華為在如何調整自身的研發策略？假設實體清單和相應的限制長期存在，華為將不得不在部件上實現自己自足。那么，華為需要在哪些領域實現自給自足，或者不依賴美國供應商？如何實現這一點？

任正非：美國的實體清單不可能撤銷的，因為美國不可能有一個人站出來高呼要撤銷對華為的實體清單。打擊華為在美國是政治正確，美國人站出來踩華為一腳是正確的，美國人幫華為一次可能會受到群體的攻擊。所以，我們做好了實體清單長期存在的心理準備。

從短期來說，我們要補足一些以前的缺陷；從長期來講，面對未來發展，我們還是要眼光遠大，加強國際合作，堅決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術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術上不成功，我們可能會被邊緣化，也會死掉的。如果美國在科技上和中國脫鉤，我們可能不容易獲得美國一些先進要素的支撐，我們會不會在發展中盛極而衰？這是有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的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多努力才行。

7、Ken Moritsugu：實體清單以及美國給予華為的壓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華為自身戰略的調整？去年,絕大多數人談華為是談5G部署，現在都在談實體清單，談華為需要進一步降低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您或者華為需要基于當前局勢對戰略進行多大程度的調整？這種調整對華為及其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任正非：首先，美國實體清單并沒有打擊到我們的戰略，反而是有幫助的。我們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邊緣產品，把這些力量匯聚到主航道上來做主力產品。過去由于我們控制不住基層對預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產品，現在決心砍掉。在研發組織的改革過程中，我們砍掉了46%的部門，把這些部門的優秀員工都轉到主產品線去了，所以我們的主產品會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們昨天在展廳看到了我們的產品，如果有機會訪問其他公司，也看看他們的產品怎么樣，一對比，就知道我們為什么這么有信心能夠領先世界。

這樣實體清單打擊華為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當實體清單出來時，希望華為死掉，結果華為不僅不死，還活得更好，這與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過來，對我們的朋友們影響更大，因為他們本來幾億、幾十億的向我們供貨，突然美國不讓他們供貨，財務短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和影響，因為華爾街還是很重視股票價值。

我認為，實體清單對美國的損害真真實實比我們大，實體清單應該要取消掉，不應該保留。但我們也認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華為做好了長期不取消的準備。

8、Joe McDonald：您剛才提到5G，現在華為5G產品中有多少美國的技術和部件？實體清單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響到華為5G產品、5G技術的銷售？

任正非：從5G到核心網一系列產品，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影響。

Joe McDonald：5G產品所有部件都是華為自己做的，還是用的非美國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華為自己做的。但這不是我們的目的，只是這個時期的一種手段，我們的目的還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為人類提供先進的服務。

9、Joe McDonald：華為有很多外籍員工，雇傭了很多比較資深的技術人員和專家，在中國企業中不同尋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員工，使用外方員工帶來的優勢有哪些？帶來的困難和挑戰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沖突，這種沖突剛好是優勢互補，因為有了沖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環境中，激活了多樣性文化，能夠幫助我們的產品領導世界。美國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科技最強大的國家，最大的特點是移民社會，世界上大量優秀人員都到美國去，造就了美國今天的發達。當然，我們還達不到美國這個程度，但還是引入了一些“丙種球蛋白”，可以刺激華為公司人員的思想改變。因此，這些外籍員工進入華為是有好處的。

我們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員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習慣，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員工，就讓當地外籍員工做，一方面成本較低，另一方面也為當地國家提供了就業機會，培養了人才。

Joe McDonald：國外有一些人對華為比較挑剔，說華為這個公司到底是誰控制的？誰在華為擁有決策權？我們現在看到，華為組織最上面這一層董事會、CEO都是中國人，華為有沒有考慮在董事會引入外籍員工，或者任命一個外籍員工擔任公司的CEO，從而進一步贏得外國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慮范圍內，為什么不考慮？

任正非：首先，外籍員工必須要具備這個能力；第二，外籍員工必須在華為公司工作25年，從基層一層層升上來，才能了解整個公司的結構。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馬燈”一樣換，換幾次，這個公司就沒有了。因為這個CEO不了解基層實際情況，以為喝喝紅酒、談談哲學就能領導公司。

我們有些國家代表和產品線主管已經是外籍員工，大量高級專家和Fellow是外籍員工。當然也歡迎你們給我們推薦CEO、董事長人選，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羅島上去“一人一廚一狗”地鍛煉，再到有些地方進行技術鍛煉，完全知曉華為業務，將來也有可能上來。

為什么現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為西方公司董事會是到處選人，選的這個人很厲害，來了到處拿杠桿撬一撬，把產品放大了很多，賣不出去就降低價格，可能就把公司賣死了。

所以，我們強調領袖在內部選拔，包括3萬外籍員工，也在選拔之列。

10、Ken Moritsugu：我們昨天聽說您喜歡和員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勵華為員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華為已經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繼續這么做。我的問題是，您現在和員工交流時，有沒有員工因為美國的壓力而對華為的未來感到擔心？還是大家都沒有感到擔心呢？為什么沒有感到擔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勢下仍然充滿信心，您是如何給予員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給他們信心，而是他們從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來我們可能的成功，充滿了信心。我們不可能像牧師一樣給員工布道，讓他們相信我們的故事，而是他們在自己實際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給公司作出大貢獻。特別是華為受到實體清單打擊以后，激發了他們更多的能量，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強了，所以他們更有信心。

11、Joe McDonald：接下來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經歷如何影響華為發展的問題。您是貴州人，貴州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鄉鎮也是一個貧困的鄉鎮。您是如何從貴州的一個窮孩子成長為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但是我曾經說過，如果我考不上大學，養豬可能也是養豬狀元。我認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認真，無論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前段時間我去北大荒旅游，我說如果當年我在北大荒做一個知識青年，我就把北大荒一個村莊做成面條加工廠，利用北大荒的小麥來做成各種面條和面制品賣，讓整個村的人成為我們公司的成員，大家都來分享成功。因為我們沒有做高科技，把原材料加工成面條，就不會失敗。中國就有一個這樣做面條的村莊叫“南街村”，在河南，至今集體奮斗,做得非常成功。還有一個村叫“華西村”，華西村做鋼鐵之類的東西，但是農民在鋼鐵問題上不可能跟上時代研究的進步，所以衰落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學，養豬、做面條……也可能是狀元，因為我認真。后來走上華為這條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

所以不要認為我小時候就有遠大理想，小時候我的理想就是想吃一個白面饅頭，因為沒吃過；第二，能考上大學，離開爸爸媽媽遠一點，到外省去看一看，因為我從來沒出過省，不知道外省什么樣，很渴望離開這個地方。所以，我不是從小構建了什么做大事的想法，只是孜孜不倦地對一件事情研究，對一件事情的理解太集中了就容易產生成功。貧窮沒有使我獲得什么必須成功的要素，沒有必然性。

Ken Moritsugu：您很小的時候就形成了認真的性格。您是如何形成這種認真的品質，選準一件事情就堅持不懈去做？

任正非：我們成長的地方非常貧窮，沒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復玩的是泥巴、石頭、打鳥……這些簡單東西，可能就形成一種性格。對于性格的形成，我沒有心理學知識，不太清楚怎么總結，也許就是好奇心吧。

Joe McDonald：我們之前見過田濤，他寫了一本關于華為的書。他說他問過50個人在您人生中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所有人都說是您的母親，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是真的，您母親是怎么影響您的？

任正非：我對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樣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點是不理睬父母，比如從國外回來，不叫一聲“爸爸、媽媽”，每天到處與別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媽媽說一句話。我當年也是這樣的。我是在爸爸媽媽去世后，才理解他們人格和品格的偉大，他們在世的時候，我并不能夠理解，還覺得他們講話啰嗦，很煩。所以，父母對我的性格有多大影響，這很難說。

我父親是一個中學校長，我母親當高三的班主任、數學老師，除了教學，她還要管七個兒女的生活，沒有保姆，必須自己做飯，課休期間溜出來10分鐘先把飯蒸上，然后趕回去上課，下課還要炒兩個菜，這兩個菜是極其簡單的，也許不能被叫做菜。就是這樣的生活條件。

我母親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因為沒有學歷，不是大學畢業，每月工資只有40多元，也就是7-8美元，要管全家的生活。而且我們這些孩子也長大了，男孩穿一點補丁衣服無所謂，但是妹妹她們還要點面子，有上大學的大姑娘，就把舊衣服給她們穿。我母親穿了一些補丁又補丁的衣服，用我弟弟的話說，教研室的人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開會。所以，如果說她的人格對我們產生了多大影響，我不清楚，只知道她怪可憐的。等我們想明白了，想孝敬一下父母時，他們已經不在了。這一生留下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孝敬父母。

我母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過自學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她教的高三學生90%多都能升入大學，可見她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母親在15、16歲的時候參加過抗日歌詠隊，到處唱抗日歌曲，那時候那些地區沒有共產黨，可能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在組織，解放后就背上了政治包袱，幾十年都背著這個精神上的“十字架”。她有七個孩子，都要吃飯穿衣，父親雖然當校長，但不是在同一個地方，離得很遠，管不了我們，全是母親一個人帶我們。在這么復雜的情況下，她有什么時間跟我們談一談心？今天想來，可能有一兩次做飯以后，坐在鍋邊談了談。

在他們去世以后，我們反思、譴責自己理解不夠，所以今天我們也不會去譴責兒女不理睬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也不理睬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對我們影響到底有多大，很難說。我認為，后天社會的認知、后天的學習影響更大，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血緣影響大，否則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

12、Joe McDonald：有沒有例子說明華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體現的華為戰略？之前有人提過小靈通的例子來體現華為的戰略，華為當時就是否做小靈通進行了決策。您如何看待對小靈通這個業務？

任正非：小靈通的出現在中國是一個“怪胎”，這個“怪胎”是體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長出來的。因為中國1800M頻率，富余55M，這55M頻率完全可以分給電信，電信可以上GSM，完全沒有必要上小靈通。但是這55M就不分給電信，電信要找到一個不受頻率管轄的產品，正好PHS小靈通的頻率信號很弱，本身就是家庭電話，他們增強一下，就做社會電話。小靈通是臨時性產品，因為電信沒有無線，就用來替代無線。我認為，戰略是要從長遠來看問題，到底這個社會的需求是什么，這點是很重要的。小靈通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產品，會消耗大量精力，將來怎么把戰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領域？

Joe McDonald：我們也從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靈通這件事情上，內部還是有很多爭議的，甚至因為這件事情造成了內部分裂。您能講一講當時的情況嗎？

任正非：外部的壓力，我們一點都不害怕，反正堅決不做；內部的壓力，如果說不做，萬一華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斷失誤栽跟頭，死掉了怎么辦？

當時華為公司處于很大的生存壓力中，在那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聚焦做3GPP標準的產品。這個過程經歷了八年，內部有很多人都在寫報告要做小靈通，他們是想多賺一點錢，覺得小靈通很簡單，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報告，就是一次內心的糾結折磨，痛苦得無以復加，可能抑郁癥也是那個時候變得嚴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國確定放3G牌照，我們的心才真正放下來。

13、Joe McDonald：您剛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訴過員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經常晚上突然驚醒，想著怎么給員工發工資，甚至有自殺的念頭。我想確認一下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講下當時的情形？

任正非：這種痛苦的事情就不講了，他們的傳說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問一下，您從這一痛苦的經歷中學到了什么？對您有何改變？您最后是如何克服這一挑戰的？

任正非：那個事情學不到什么，因為痛苦并沒有什么收獲。如果我們“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注定是失敗的，應該堅定不移在一個正確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來我們把奮斗目標叫做“方向大致正確”，絕對正確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確就可以了。第二，組織要充滿活力，對準一個地方。這是在科學技術上押賭，有可能賭錯。幸虧賭對了，壓力就釋放了，后來就不想自殺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當前危機和2000年小靈通經歷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現在的危機？

任正非：今天的危機應該只有那時十分之一的壓力，因為現在我們對度過危機充滿信心，那時的危機是不可知的恐懼。現在我不恐懼，那時恐懼到精神受到極大的折磨，才產生抑郁癥。現在我們一步步在補“洞”，從5G到核心網這條線的“洞”全補完了，現在要補終端的“洞”，終端的“洞”就一、兩個，我們有信心用兩、三年時間完成。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很有信心，那時是沒有信心的；第二，現在我們也有錢，那時人心不齊，還沒有錢。

那時的痛苦，還包括身份證明的痛苦，因為我們是私營企業，那時沒有政治地位，還賺錢，是受懷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國打擊華為的市場、商業，打擊不了我們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國才能打擊，美國打擊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會去美國。因此，我現在心情比較平靜。

本來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為什么現在再干一陣子？因為我發現，危難時期我還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來再干幾年。這幾年可能會多次跟你們打交道，你們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問，我都能真實回答你們。

三十年來，華為全都是痛苦，沒有歡樂，每個環節的痛苦是不一樣的。今天你們第一次提出來，把2000年的痛苦和現在的痛苦比較，我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事。謝謝你們。

14、Joe McDonald：您現在已經70多歲了，絕大多數中國的商業領袖在這個年紀已經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業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稱頌。您在70多歲的年齡，還卷入到中美貿易科技戰中，您的感覺怎么樣？畢竟之前已經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現在面臨這樣的沖突，您會怎么度過？

任正非：主要是身體太好了，退下來找不到事干，不如給公共關系部打打工，還有一點娛樂的方式。誰讓我身體這么好，還是再干一會吧。

給你們講幾個笑話，可以嗎？我曾在美國體檢，是格林伯格請我去的，讓他的私人醫生給我體檢的；我回到中國，又去301醫院及協和醫院檢查，我的心臟及胃都較年青，心臟和血管，沒有一個地方有任何一點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為什么？可能是因為我沒有不良生活習慣，從來不抽煙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習慣都沒有，吃得簡單，又聽醫生的話，身體很好。現在閑下來了，我又沒有照顧小孩的習慣，與其閑著，還不如給華為打工，繼續干干活。

前兩年跟著我太太去玻利維亞旅游，在玻利維亞海拔4000多米，我沒什么感覺。玻利維亞員工告訴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說的真話還是假話。前段時間我去尼泊爾看工程，乘坐直升飛機到接近站點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臟沒有受不了的感覺。當然不是像平地一樣健步，但是沒感覺受不了。這兩年走路沒有那么厲害了，前兩年那些年輕人跟著我走路，她們腳打泡了，我還在走。

我為什么沒退休？如果沒有退休，可以經常來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網紅，不方便。

講講玩笑，活躍一下氣氛，言歸正傳。

15、Ken Moritsugu：想再問一個技術相關的問題。技術非常強大，可以被用來做好事，也可以被用來做壞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進行一些辯論：作為技術提供者，他們是否要對自己的技術如何被使用負責？您是如何看待技術的？只是提供技術給別人使用嗎？還是您覺得您對于技術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負責任的？

任正非：我認為，華為公司提供了技術，我們保證遵守網絡安全和GDPR隱私保護體系。但是網絡最終是控制在主權國家手里的，主權國家通過運營商來管理和控制網絡，因此這不是華為能做到與做不到的問題。華為設備安裝以后，運營商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你、跟蹤你，否則你拿起電話一撥，怎么就能通呢？履行這個行為的過程，要遵守國際法、遵守當地國家法律，而不是華為員工能夠控制的，所以，國際上要擬定一個統一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