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上海私車額度投標拍賣投放額度為8200輛，隨著參拍人數激增，一方面，在警示價的作用下,上海私車牌平均中標價為74113元，僅比上月上漲759元；與此同時，上海車牌拍賣中標率驟降，本月中標率首次跌破10％。

參拍人數的驟增是因為牌照的資產化性質。車牌本身具有使用價值，這是資產化的基礎；車牌可以轉讓，這就使車牌變現成為了可能；由于車牌每月的供應數量恒定，甚至減少，這就使其價值不會因為使用而受損，反而增值，而這種預期會進一步導致牌照價格持續的、資產性的上漲。人們對車牌的估價、乃至申購行為，就不僅由其使用價值決定，也由其資產性決定。

對于車牌的這個特征，上海的相關管理部門并不是沒有認識到。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近日在2014上海民生訪談中表示，未來可能對拍牌全年設警示價的政策進行調整，以研究一個可行的釋放機制。孫建平還表示，未來可能會根據道路情況和大氣環境狀況，實行個別區域擁堵收費、車輛限行等政策。

現在，除了上海的這些可能的措施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相關措施來抑制車牌的資產性。杭州的辦法是一個人只有一次指標，如果你轉讓了，以后就沒有再申請搖號的資格，廣州則規定了車牌不能轉讓。不過，這些措施都存在不少問題。禁止車牌轉讓，一種較弱的方式是，車必須與車牌捆綁，不準單獨轉讓。這樣做的理由是：牌照代表的是路權，購買路權自然意味著路對個體而言是必需品，所以不應該隨意轉讓。如果確實需要轉讓，車應與牌同時賣出。

不過，基于中國人口基數與未來經濟發展的是勢頭，越來越多的人會有能力購買私人車輛，基于車牌的使用價值與資產性，車牌的價格會不斷上漲，所以，車牌的價格往往會大過車輛本身的價格，牌與車捆綁并不能完全解決車牌的資產性。比如上海的黑市價就達到了12萬，一輛接近報廢的車捆綁上一張牌照，并沒有多大阻礙交易的作用，而在杭州，則有人用2萬多的微型車來屯集車牌。

另一種較強的方式是車牌一律不準轉讓。初看這種嚴厲的不準轉讓車牌的政策，目的在于使車牌不能變現，從而降低車牌的資產性，使人們不會因車牌以后會漲，所以現在就立即去購進。但是，對于已經購入車牌的人，拍賣車牌的的成本是沉沒了的。不用車相當于丟掉了拍牌的錢，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減少用車就是一件不劃算的事情，那么，對于這部分人，最佳選擇就是更多的用私家車。這實際上已經與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馳了。而且，在刺激已有車牌者不退出的同時，也等同于減小了車牌的供給，會抬高車牌的拍賣價格，對后入者不公平。

減下車牌的資產性的另一個辦法是，規定牌照的使用限期，當一個資產會快速折舊的時候，消費性就會大過資產性，甚至使資產性消失。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就對外界透露正研究小客車額度有限期使用的政策，不過，這個政策的最大問題則在于，正如孫建平所說：“不會對所有車牌一概而論，政策的發布和施行也會留足時間”。

考慮到車牌的龐大擁有者，包括那些很久之前的上海牌照，與后來通過拍賣得到牌照的人，在最初并未告知車牌會限制使用期限，可想而知，當車牌實行使用期限的時候，他們價值7萬的資產立即化為烏有，改革阻力可想而知。中國的很多改革政策都是這樣，無法觸碰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采取各種綏靖政策

但是，這卻會造成更大不公。如果對存量車牌不受期限限制，而新增車牌有期限限制的話，新車牌雖然沒有資產性了，但舊車牌的資產性卻變得更高了。所以，這實際上是利用未購牌照者的缺位，與已購或打算購的人共謀，侵占后進入者的利益。不準轉讓，車牌限期，都是為了使牌照沒有資產性。但是，車牌問題的源頭是，公路，這個本該對所有人開放的準公共品成為了一個俱樂部品。就像一個公園，本來憑票進入，現在卻成為了要加入娛樂部，買會員資格才行。這是一切不公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任何補救做法都難免有問題，不但不能略微糾正一下這個制度的畸形發展，反而進一步加大了不公，使之變得更加畸形。某種程度上而言，當下各地的拍牌、限行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劃分區域市場的地方保護主義。改革開放三十年，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有著身份、資格、地區限制的俱樂部品，以價格的方式放在市場上的三十年。價格，是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所以，解決城市擁堵問題，最終還是在于價格。這一點，精細化的有新加坡經驗，稍微粗糙一些，可以采取高停車費用來解決。不管從公平性，還是效率性上而言，都好過現在的限行政策。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