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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中線示意圖
醞釀半世紀，鏖戰十余年，江水北上。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已經進入全線通水倒計時。今年汛期過后，北京人即可喝到長江水。
這是一項創下諸多紀錄的“超級工程”：世界距離最長的調水工程，世界水利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搬遷……沿線省市百余縣市的經濟發展、居民生活、風土人情，隨之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
從本周起，記者將從水源地一路向北，走進中線沿線10座城市，聚焦因水而改變的城，因水而改變的人。
南水北調中線的“水龍頭”終于擰開。
7月3日10時58分，河南淅川縣陶岔渠首樞紐的閘門緩緩提起，丹江口水庫的水首次注入中線總干渠。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稱，這次充水試驗為今年汛后南水北調中線全線通水做好準備。
7月7日，根據南水北調官網倒計時，116天后，丹江水將一路向北，最終流向北京的千家萬戶。
從1952年提出“南水北調”，到近在眼前的全線通水。丹江水進京之路，走了62年。
論證三問題爭執不下
專家稱，初期只見論證不見決策，感到決策層“舉棋不定”
6月末，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宣布工程建設進入最后沖刺階段。
最后沖刺離南水北調設想提出，足足60余年。
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時，第一次提出了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50年后，國務院通過《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
在親歷者記憶里，工程決策過程一波三折，爭論不斷。
中科院院士、水文專家劉昌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接觸南水北調工程，后來成為專家委員會委員。
劉昌明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自己曾參加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聯合國關于“南水北調”的研究項目，但只見論證，不見決策。他感到，決策層“舉棋不定”。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首任主任張基堯回憶稱，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那時候國務院成立了南水北調規劃審查委員會，時任副總理鄒家華是主任，他主持會議，會上因幾種意見爭執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曾任南水北調規劃設計管理局局長，參與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的起草全過程。
許新宜告訴新京報，當時主要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調出多少？三是生態與環境問題。
“大家在具體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在他看來，南水北調工程就像是國家置辦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區的供水安全保障，當北方受水地區再發生嚴重缺水時，國家有能力、有手段緩解，不至于造成經濟社會不穩定或生態環境嚴重破壞。
開工最難的是移民
資金不足導致工程推遲；中線一期先修“尾巴”
1998年長江遭遇特大洪水，緊接著2000年、2001年北方嚴重干旱，加速了南水北調工程的總體規劃。
許新宜至今記得2002年向朱镕基匯報規劃時的場景：在國務院會議室，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做匯報，自己負責同步播放多媒體資料。
“那個會議室其實很涼快，但我很緊張，出了一身汗。”許新宜說。
根據當時規劃，中線總干渠起點為丹江口水庫，終點為北京團城湖，全長1276公里，預計耗資920億元。
2002年12月，中線工程正式開工。
“最難的不是施工，而是移民。”南水北調專家委員會委員劉昌明如此評價。
丹江口庫區移民，其規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庫區移民34.5萬人，兩年完成，平均每天搬遷500人，最多一年動遷18萬人。
“中線開工后不久，發現成本遠遠高于當初的規劃。”一位參與南水北調工程論證的專家告訴新京報。
按照規劃，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耗資1240億元。
張基堯撰文回憶：“隨著工作的深入，2005年，東中線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完成，資金總量比總體規劃翻了一番，高達2546億元。”
還沒開始資金就要翻番，一下子引起軒然大波。
張基堯曾解釋，當時，根據國家的水利移民規定，征地補償標準是前三年畝產平均收入的7至8倍。后來，由于經濟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此低的補償標準農民難以承受，最后按照16倍的標準給予補償，翻了一倍。
再比如，做可行性研究報告時，人工費是每人每天36元，后來漲到150元。
資金“斷奶”導致南水北調工程推遲。2008年底，國務院決定，中線一期推遲至2014年汛后通水。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幫”了南水北調一把。新華社當時報道，為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中央加大了對水利建設的投資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