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10年前的危機中，通信業不負眾望

    時間回撥到10年前的2008年，當時全球正在經歷著本世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在應對這次危機中，國內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通信行業提前發放3G牌照可以說是其中一個重要政策。事后來看，3G牌照發放以及后續產業發展確實為應對危機做出一定貢獻，通信行業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一次“白衣衛士”的角色。

    2013年“兩會”期間，原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向媒體回顧了2008年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政策出臺過程。其中，他也回顧了3G牌照發放背后的故事，認為3G牌照提前發放也屬于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有效措施，因為3G牌照原計劃準備在2009年兩會后發放，提前幾個月的發放給予市場一個積極的信號。

    當然，3G牌照發放并不是應對經濟危機的倉促之舉，而是大勢所趨。在李毅中看來，經過數年的技術儲備、規模化試驗和產業生態成長，2008年底3G牌照發放本身的條件已經成熟；另一方面，三大運營商都有自有資金進行3G投資，不需要銀行貸款，若拿出2000億的自有資金就可以拉動6000億的投入，所以決定提前發放3G牌照。經濟危機是一個特殊的因素，即使沒有經濟危機，中國的3G產業也到了順理成章商用的階段，而3G的商用在客觀上給應對經濟危機帶來一個新的手段。

（1）從“內需”看5G、物聯網的基礎設施

    對于整體的經濟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用了幾個關鍵詞：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尤其是最后兩個關鍵詞，道出了經濟形勢的狀況，外向型的市場疲軟，國內市場需求就更為重要。近幾年來，業界對5G、物聯網產業在國內的需求遠遠高于海外，因此成為增加“內需”的重要領域。

    無線通信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域特征，基礎設施建設在某個區域，基于基礎設施之上的用戶、產品和服務也大部分限定在這些區域中。5G和物聯網的一些基礎設施就屬于這一類，不論是人與人通信，還是物與物通信，用戶只能基于自身所在地的網絡設施進行，由此產生的終端設備、運營、解決方案、服務等都在國內形成需求。

    國內政府、企業、家庭、個人對各種終端和應用的需求，倒逼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促成國內的通信設備、芯片、手機、智能硬件、物聯網解決方案形成需求。與其他產品和服務，5G、物聯網基礎設施建成，將這些領域的產生的需求主要鎖定在國內。

（2）從“基礎設施”看5G、物聯網給內需的貢獻

    一直以來，通信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都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大量通信業經濟貢獻的文獻顯示，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乘數達到4倍以上，即通信業直接投資的1元錢能夠帶來國民經濟4元錢的乘數效應。

    其中，基礎設施的乘數作用無疑更大。正如前述3G網絡的經濟效應，在5G、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中，不僅對于光纖光纜、通信設備、電源設備、空調設備形成直接投資，建成后帶動了手機、智能硬件、行業終端、政企應用等間接的投資，進一步促進上游產業的出貨量以及基于這些基礎設施形成新的經濟形態、商業模式。這些都是從5G、物聯網基礎設施形成的杠桿作用。

    曾經有個針對應對經濟危機的段子廣為流傳：在經濟危機期間，政府雇人不斷挖溝并埋溝，雖然沒生產出新的產品，但直接促進了就業和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生產，也是應對危機的一種方式。這也是在經濟下行階段宏觀經濟政策很多傾向于基礎設施投資來促進內需的原因。當然，5G、物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比挖溝埋溝的意義大得多，不僅在經濟下行周期中能夠帶動相當部分國民經濟的增長，加固實體經濟的能力，還能在全球科技發展中提升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