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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到河北再到廣東,潛藏著一條隱秘的地下電子垃圾產業鏈。
入夏,石家莊熱浪圍城。市區43公里外,小石家莊村村民馬晨赤裸著上身,穿梭于堆積如山的廢舊家電中。
他正“視察”著雇工們的拆解進度。“都是從北京來的貨。”馬晨說。從北京運來的電子廢棄物,為這座小村莊提供了豐富的“給養”。
20余年的電子垃圾產業史,讓小石家莊村在“業內”聲名遠揚,也給馬晨等村民帶來巨大的財富。
在石家莊東部的格力產業園,何長城卻愁眉緊鎖。他管理的這家拆解企業擁有環保資質,裝備了上千萬元的治污設備,隸屬于實力雄厚的格力電器(27.98, -0.12, -0.43%),卻遠沒有小石家莊村的繁忙景象。放眼望去,偌大的車間只有兩條生產線在運行,拆解產品也只有廢舊電視。
“電視我們現在都不拆了。”馬晨擺擺手,“不賺錢!”
馬晨的灑脫讓何長城羨慕不已,而馬晨的向往之地卻在遙遠的廣東。小石家莊村的業務能力只停留在整機拆解和簡單的初步拆解階段,要想從電路板中提煉出金銀銅等貴金屬,這樣的“技術活兒”只有廣東汕頭貴嶼鎮能做。
從北京到河北再到廣東,潛藏著一條隱秘的地下電子垃圾產業鏈。這個產業快速膨脹,初步估算,僅在北京便吸納了30萬從業者,每年產值70億元,而貴嶼的深度拆解甚至直接影響到國際金價走勢。但它同時造成對空氣、水體和土壤的嚴重污染。
廣東貴嶼曾經對165名1?6歲兒童做過一項嚴格的體檢測試,結果顯示,所有樣本兒童均血鉛超標中毒。而另一調查表明,當地八成兒童患有呼吸道疾病。
污染伴隨著回收和拆解的全過程,但國家環保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電子廢棄物造成的污染,“沒有納入統計監測”。因為它難以監測、無法統計。
這個鮮為人知的龐大地下污染產業,儼然已成為一個環境治理的“真空地帶”。
地下江湖
每天,郭飛來都會開著金杯面包車,來到中關村(5.25, 0.00, 0.00%)中海電子市場北門外守候。
作為北京最大的二手電子產品市場,通過回收翻新,中海電子市場內商戶可獲取成倍收益。但最近幾年,利潤急速下降。“貨都被外面的‘游擊隊’搶光了。”商戶們抱怨說。據中海電子市場統計,每年市場外的“郭飛來們”,會奪去其近300萬元的收益。郭飛來對此一笑置之:“我們不打游擊,光明正大地收,有本事來趕我們。”他每月能從倒賣電子廢棄物中掙到3萬-4萬元收入。
成天圍坐在中海電子市場外的回收商,慢慢聚攏了圈子,建立了規則,以抵御“外來”的市場爭奪。這些“游擊隊”多三人一車一組,每組還有幾名成員提供“放哨”和“保護”。即便是“老鄉”,想要進入這個圈子分一杯羹,也得和他們“談談”。
談不好怎么辦?“打走。”郭飛來輕描淡寫地說。
早在2006年,北京市社科院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從事電子垃圾回收的人數已達30萬人。30萬大軍中,除去郭飛來這樣的蹲點收購,更多人則走街串巷深入社區去回收電子廢棄物。這些“散戶”收來的貨又倒賣匯聚至郭飛來這樣的中大戶,而郭飛來的下家則是實力更為雄厚且能直接通達外地拆解產業的“江湖大佬”。
6月2日晌午。距中關村19公里,一座大院隱藏于奶子房村內。閑坐于院子里的郭元雄,一邊悠閑地喝茶,一邊靜靜地等候著“下爐料”。行內所稱的“下爐料”,便是從廢舊電子產品中拆解出來的線路板。通過提煉,能從中獲得純度高達99.99%的黃金。他驕傲地“核算”道,每噸線路板可提取黃金300多克、鉑金5-10克、鈀金30-50克,以及2千克白銀、25千克錫和120-130千克的銅。
郭元雄是廣東貴嶼人,2013年開始“常駐”北京。
這幾年,由于相關部門加大了查處力度,北京的電子廢棄物回收版圖多有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源于郭元雄這些大戶的遷移。奶子房逐漸取代此前屢次曝光的東小口、后八家等地,崛起為北京電子垃圾產業的新“據點”。僅郭元雄所住的大院,就有40人規模的回收散戶圍聚。此外,天通苑地區亦后來居上,與奶子房各有分工,形成呼應。
記者調查得知,在北京,以含線路板為主的電腦、手機等廢舊電子產品,回收之后多集中于奶子房村,最終流向廣東貴嶼。以含塑料、鋁銅等為主的廢舊家電,則最終匯集于昌平天通苑(以歇甲莊村為中心,圍繞周邊魏窯村、中灘村、蘭各莊村),繼而流向河北小石家莊村及鎮村等地。
造污鏈條
260公里外的北京,在河北小石家莊村村民李文琴看來,伸手可及。
入夜,火光將李文琴的家院照映得通紅透亮,鎖在鐵籠里的藏獒,安靜乖巧。白天從廢舊洗衣機、電冰箱上拆下并敲平的鋁板,被李文琴扔進院內鋪滿爐渣的大鐵鍋。待到鋁板融化,將鋁水倒入模具,一根根鋁棒便漸漸成型。村中煉鋁的“技藝”,由馬晨傳授。在每個地下拆解據點,都有一“師承前人”、通曉土法的“師傅”。
當小石家莊村的師傅馬晨,叼著煙坐在李文琴家的鋁棒堆上俯仰自得時,天津子牙鎮大邀鋪村的師傅黃建明,卻很難再收到徒弟。過去,天津子牙作為電子垃圾北方產業鏈中的關鍵一環,分流著來自河北的大部分煉銅“業務”。現在從事這一行當的人數急劇減少。用黃建明的話來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要形象”。
2012年,天津市政府推進建設“子牙循環產業園區”,強力清掃類似黃建明這樣的地下煉銅戶,先后被多部委贊譽為環境綜合治理典范。除黃建明這樣的老戶還在堅持外,新戶基本都已另尋出路。相比之下,小石家莊則格外“幸運”。因為有一種隱藏的“默契”,將村民和主管部門連接在一起。
“地方的監管部門,我們早就熟絡啦,下來執法其實就是我喝酒、你喝酒,喝完各自走!”馬晨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除了省廳級,其他級別部門都很容易“搞定”:“接到上級行動任務時,都會跟我們提前打招呼。”
小石家莊村從事電子垃圾回收及拆解生意的家庭共40戶左右,每戶每年按規模需向“相關部門”上交“稅款”1萬-3萬元不等。
石家莊格力綠色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長城曾做過核算,在他們這樣的正規拆解企業里,如果貨源車程超過兩小時,便會因為成本太高而虧損。這樣的憂慮顯然沒有影響到小石家莊村民。他們懂得如何從電子廢品中榨取最大利潤。除將“殘值”極小的廢舊電視、電表、黑塑料等賣給綠色拆解企業外,其他則自己動手,或轉賣到廣東貴嶼。
馬晨的拆解“場子”就有4個,分別主營塑料、主板、提銅和煉鋁業務,其每月僅洗衣機一項,便能處理近3萬臺,每臺利潤約2-3元。
比馬晨更為深入的拆解出現在廣東貴嶼鎮。貴嶼是中國最早形成的深度拆解和提煉中心,是地下拆解行業的“圣地”,掌控著遍布全國的回收渠道,也一度壟斷著拆解線路板和提煉金銀銅等貴金屬的獨門技術。由于規模龐大,從貴嶼提煉并流入市場的黃金,甚至“可以影響國際金價走勢”。
而在這條地下產業鏈背后,是其造成的令人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步履所及的拆解之地,均能聞到空氣中的嗆人味道,河道也呈現出灰黑色澤,散發出陣陣惡臭。
查閱相關科研機構對廣東貴嶼和浙江臺州等地下拆解集散地所作的調研顯示,空氣、土壤和水都被拆解排放物重度污染,且直接帶來異常病變。如汕頭大學醫學院曾對貴嶼進行的一份健康抽查表明:對165名1?6歲兒童進行嚴格體檢測試后,發現所有兒童均血鉛超標中毒,而當地土壤中的鉛濃度“是美國環保署認定土壤污染危險臨界值的212倍”。
由于電子廢棄物從回收到拆解,全流程均會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因此監測和統計極為困難。國家環保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電子廢棄物污染并沒有納入統計監測。這因此成為一個污染嚴重卻又難以治理的“真空地帶”。在小石家莊村,地下水已經無法飲用。全村人的喝水問題,不得不通過三口深達3000米的鑿井獲取。
綠色困境
類似郭元雄這樣的回收大戶的合作伙伴中,不乏正規綠色拆解企業。“開始他們會以回收商的名義找到我們,后來就公開‘合作’了。”郭元雄說。由于貨源緊缺,一場越演越烈的“價格戰”早已在“正規軍”中拉開序幕。
根據2011年出臺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中國對電子廢棄物處置實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處理制度”。其中的“集中處理”,即對拆解企業實行審批準入。自2012年至今,已陸續有91家企業獲得拆解資質。目前,在北京已經獲批的正規綠色拆解企業有兩家。2014年4月,為搶奪貨源,“偉翔”開始對廢舊電視等產品進行提價。隨后“華新”也提價應戰。
6月13日,正規軍收購21吋廢舊電視的價格,一下飆升至90元。圍城外羨慕圍城里,更多企業仍然在等待獲批拆解資質,而產能過剩勢必加劇正規拆解行業的生存困境。據有關部門估算,北京2014年預計淘汰105萬臺電視機,滿足不了華新一家的拆解產能設計。2013年,全國具有拆解資質的企業平均產能利用率僅為42.7%。
產能過剩和血腥價格戰,讓正規拆解企業苦不堪言,而補貼基金的管理問題,更讓本已艱難的企業雪上加霜。2012年7月,中國開始執行《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根據該辦法,生產企業將按產量繳納“基金”,用以補貼廢舊電器電子的拆解處理。一定程度上,這對鼓勵正規企業參與電子廢棄物處理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補貼發放遲緩,對企業造成了困難。記者調查的多家企業對此均有怨言。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副秘書長、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分會會長唐愛軍介紹,按規定,每年可下發用于綠色拆解企業的基金為30億元,但目前下發進度為:2012年3、4季度的補貼直到2013年10月才到位,僅6.29億元;2013年1、2季度的補貼直到2014年4月才到位,僅12.48億元。
一邊是補貼發放遲緩,另一邊則存在補貼基金征收困難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因此曾提出建議,強制規定生產企業預留對其自身產品的廢舊回收費用,而對于參與回收處理項目投資的企業,則應該允許其用廢舊產品回收投資折抵,以鼓勵正規回收拆解產業做強做大。
董明珠還認為,應該進一步研究和要求回收渠道正規化。只有回收渠道正規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正規軍喊餓、游擊隊污染的問題。
唐愛軍也認為,如果回收問題不解決,地上正規電子廢棄物產業發展就會受阻:“一方面,他們希望地下回收產業能得到規范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地下產業不能斷絕,因為這是其目前的主要‘貨源’。”這種兩難心態,正是中國廢舊電子產業畸形發展使然。《財經國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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